城鄉(xiāng)用水不公見證“制度之旱”

西南大旱災仍在持續(xù)。據廣東《新快報》記者深入災區(qū)采訪，愈來愈明顯地發(fā)現一種城鄉(xiāng)兩極分化、完全不公的受災格局：一方面，旱災給農民生活帶來了重創(chuàng)，另一方面，當地市民對干旱沒有深刻感受，用水未有限制。在采訪中，有專家向記者指出，此次西南大旱應該引起制度上的反思，科學救災要立足長遠，政府應借這次抗旱來縮小城鄉(xiāng)用水的差別。

    這無疑是一幅令人黯然神傷的用水圖景——云南南華縣灑披武村，缺水的學生們正手捧著一碗碗從枯井、水窖里打來的污濁的臟水解渴。曲靖市大杜吉村172戶居民，兩個月來只能從兩個小水潭里舀泥漿水生活。而在昆明市區(qū)，一家洗車店老板告訴記者，“大旱對洗車行業(yè)沒什么影響”，“用水從沒限制”。晚，昆明一處水管爆裂，自來水整整“白流了一夜”。

    由于人畜飲水困難、田地絕收，云南許多受災嚴重的農村，大量村民一方面不得不四處找水、背水，一方面又無奈選擇賤賣牲口、背井離鄉(xiāng)出門打工。而與此同時，被干旱圍城的昆明，卻“似乎與干旱無關”——“洗車、洗浴等高耗水行業(yè)仍如往常門庭若市”。據悉，專供昆明主城區(qū)用水的云龍水庫，目前蓄水2.5億方、水量充足，但是守著這一水庫的附近農民卻沒水吃，無法“分一杯羹”。

    顯然，此次空前的西南大旱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農民之旱，而非包含城市市民在內的整個災區(qū)都能感同身受的全民之旱。作為天災的干旱，所以如此具有“選擇性”，當然并不是老天爺厚此薄彼的結果，而是我們人為的社會管理制度安排的產物。這正如有專家指出的，“長期以來以城市為中心，向發(fā)達地區(qū)優(yōu)先配置資源，一旦受災，不發(fā)達地區(qū)最先受損失，最先感覺到，而發(fā)達地區(qū)和城市感覺卻不明顯”，“修水庫犧牲了上游居民的利益，保證了下游居民的生產生活，旱災來臨水源地農民因此承受了旱情”，“農民只有土地的補償，卻沒有水的補償，他們是吃虧的”。

    就此而言，這場大旱所以會危害如此嚴重，尤其是給農民造成的損失如此嚴重，見證的既是氣候氣象之旱，同時也是制度之旱。比如，維持城鄉(xiāng)長期二元割裂社會結構的制度，導致農民權益邊緣化的城鄉(xiāng)權利配置不均的制度，催生“資源進城，污染下鄉(xiāng)”的經濟和環(huán)保制度。以此觀之，時下我們分析列舉的種種此次旱災的原因，如農村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凋敝滯后，農村生態(tài)保護不力、水土流失嚴重等，說到底，其實都可以歸結為一種制度性的匱乏、不均，既是表面看得見的利益不均，更是背后的權利不均。不均當然便會加劇災害，也助長社會本身的憂患不安。